“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引领作用，加强创新资源统筹和力量组织，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分别在“四、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和“七、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中提出了这样的新要求。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逐步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意味着将主要依靠提高效率来推动经济增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青在接受《中国汽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特别是汽车消费已经走过了从无到有的普及阶段，逐步进入存量结构调整阶段，即以置换升级、技术进步、绿色发展带动存量市场进行结构调整。在这一过程中，更多需要依靠制度创新。
§改革创新破解难题
王青对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汽车产业取得的举世瞩目的发展成绩予以充分肯定，他认为，汽车产业正面临新的变革阶段，无论是从产业转型升级，还是到提高产业竞争力，以及扩大消费、增加服务供给等方面看，都需要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来促进供给侧发展，为汽车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
在王青看来，即使有我国超大规模的市场支撑，我国汽车产业的发展也要依靠创新，并且离不开诸多组成要素，其中涉及到创新人才、新技术研发、知识产权、投资等，这些均需要依靠更加完善、更加合理的制度来推进。从我国汽车产业快速发展的现实看，之前促进传统制造业发展的政策和制度已经不能满足现实产业发展的需要，因此要通过对体制机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来为产业发展指路护航。
王青表示，改革的初衷，就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指导作用的过程，从而实现资源更合理、更高效配置。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从根本上、顶层设计上去推进制度设计，服务于汽车产业以及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民营经济发展进入加速期，包括比亚迪、吉利、长城及“蔚小理”等造车新势力在内，民营经济无论是在企业数量和对国内生产总值（GDP）贡献上所占比例都在增加。对此，王青认为，《决定》提出了对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的举措，从汽车产业看，需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既要坚持民营经济的“两个毫不动摇”，也要通过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去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制度建设，既要“放得开”，也要“管得住”，这些内涵的本质，就是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汽车产业不断取得进步的基础，也是激励创新和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的需要。”他说。
§补齐短板融合发展
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成功推进，我国汽车产业才取得了今天的显著成绩。新形势下，发展汽车产业，依然需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对外开放。
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是《决定》提出的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的重要举措之一。王青表示，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的融合，体现在汽车产业发展实际中，其实就是新能源汽车从“上半场”电动化到“下半场”智能化技术之间的协同与整合。
王青谈到，汽车已经逐步从简单的交通工具发展成为具有多场景应用的移动智能终端。他举例说，将来的飞行汽车很可能成为具有低空经济性质的水陆空通用交通工具和智能终端，成为在单位和家庭之外的“第三空间”。由此看来，飞行汽车将把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所要求的要素都整合进去，包括技术体验感、无人驾驶、数字娱乐消费系统等，成为智能交通新模式。其中，所呈现的不仅仅是融合，而是还包括这些要素之间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并通过数字技术的创新和应用，达成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
对于《决定》提出的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王青认为，中国汽车产业高水平对外开放，既是我们国家汽车产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根本依托，也是培育中国本土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并积累人才、经验，以及培育市场的要求。同时，我国汽车产业的高水平对外开放，要让更多跨国企业能进入中国的市场来进行合作、技术开发和商业模式的创新。只有奠定这样的基础，中国汽车产业才能在全球市场博弈中占据主动。
“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和对外贸易的一张新名片，所以在汽车产业创新发展、高质量发展，助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汽车产业应该继续发挥排头兵作用。”王青提出，尽管汽车是一个具有国际化高度分工特点的产业，不一定所有的产业链供应链都要“包干”，但在如今的世界竞争新格局下，面对新能源汽车这一新兴产业发展中产业链上游汽车芯片、关键材料、关键核心技术、上游矿产等“卡脖子”技术等问题，必须立足产业安全和竞争主动权，努力创新，攻坚克难，快速推进破解难题的进程。
王青认为，推动汽车产业的创新发展，还要在创新能力、研发体制、以及职务科技成果的归属权、收益权，以及技术转化、人才流动等方面，通过深化改革，完善制度保障，充分激励创新。同时，要做好新旧动能转换中的协调，降低发展的成本和风险，选择可利用的有效资源，提高市场利用率。“这些都需要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去调整、优化和完善。”他强调。
编辑：薛亚培